「本文来源：工人日报」

点亮那盏守护航程的灯

在海南省临高县北端三面环海的岬角上，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红白相间的灯塔——临高灯塔。射程18海里的临高灯塔是船舶进出琼州海峡西口的主要助航标志，指引着来往船只的航程。王光民和王健父子，是这座灯塔的守护者。五十多载岁月过去，守塔人由父亲王光民变成了儿子王健，而不变的是，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一盏明亮温暖的灯，在苍茫大海边，准时亮起。

灯塔是船舶行驶的必要安全保障，在夜里漆黑的海面航行时，灯塔就像一个静谧且永恒的守护者，散发出温暖的光线，指引航船归家的方向。在守护船舶航行的同时，灯塔也有属于它的守护者，那就是灯守员。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开灯、关灯、保养和检修灯塔、记录日志，是他们的日常。这样重复而寂寞的工作，有一些人，做了一年又一年。

10月末的海南省临高县，早上6点，天还未亮，王健的一天已经开始。自成为临高灯塔灯守员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这个时间准时起床。简单的洗漱、早饭过后，太阳已升起，王健先来到灯塔脚将灯塔的灯器电源开关关掉，随后便开始灯塔的保养维护工作。比起相隔几百米，吃饭时才回去的家来说，灯塔更像是他的家。对于王健和父亲而言，这个家已经陪了他们52年，“一个人，一座塔”的故事，他们也已经书写了52年。

图为临高灯塔。时斓娜摄

台阶的形状，我已烂熟于心

图为王健擦拭灯塔。时斓娜摄

“海南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对钢制灯塔的侵蚀尤为严重。”王健守护的临高灯塔，是一座圆形塔式的钢制结构灯塔，经过修复的灯塔虽仍色泽鲜艳，实则已经历了多年风雨。

为了缓解海风盐雾对灯塔的腐蚀，清理被灯光吸引的蚊虫留下的污渍，确保灯塔设备崭新如故，为航行至此的船舶提供方向，王健每日都要用清水对塔身内外、灯笼、支撑灯塔的条钢杆进行清洁，用羊皮纸仔细擦拭灯器。

灯器的擦拭和检测工作需要王健每天上下灯塔数次。22米高的灯塔内部有82级螺旋台阶，宽度仅容一人通过。半米左右的狭窄台阶在转弯处靠近内部一侧只能放下半个脚掌，一般人要小心翼翼紧抓扶手，甚至克服心理障碍才能拾级而上的一段路，王健早已烂熟于心，轻松上下。遇到紧急情况时，王健甚至可以在台阶上跑起来。

“现在使用的是旋转牛眼透镜灯器”“这里有一个以前的电闸，所以扶手没有连上”“这是海南岛战役留下的炮弹孔”……对于灯塔里的点滴，王健如数家珍。灯塔外，王健也悉心打理着自己的“家”。

在灯塔边的一片小空地上，王健种了很多花草，环抱簇拥着灯塔。给植物浇水、施肥、剪枝，是他在漫长岁月里为自己找到的休闲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维护工作比较顺利，王健会在偶尔空闲的时候到附近的渔村走走，和渔民们聊聊天，方便熟络后渔民发现灯塔不亮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王健说，这里的灯守员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日常生活就是守好塔、照顾好植物，其实很寂寞，不过时间一长，就慢慢习惯了。

父子接力守灯塔

图为王光民、王健父子在灯塔下。何方清摄

年，来自海南临高县临城镇农村的王光民经过层层审查，到当时属于部队管辖的临高灯塔当上了灯守员。那时的灯塔靠人工点灯和熄灯，天黑时王光民就爬上灯塔点亮航灯，漫漫长夜里要不时走出房子查看，确保航灯长明，熬到天亮又爬上塔顶熄灯。

以前，灯塔地处偏僻，不通自来水，王光民只能从家里肩挑背扛一桶一桶运来淡水，再用这来之不易的淡水仔细清洁灯塔内外，防止灯塔锈蚀。这样孤独而又单调的工作，他一直重复了33年。退休时，王光民希望儿子王健继续守护这座灯塔。本有机会到省会城市海口工作的王健因为从小耳濡目染，了解父亲对灯塔的感情，选择了留在家乡，接力守护好灯塔。

尽管现在工作条件改善了不少，灯塔通了电，也有淡水用，但灯守员的孤寂却一如既往。因为要保证灯塔在夜里长明，守塔近20年来，王健几乎没在家里度过一个晚上，白天又要对灯塔进行保养维护，只有在吃晚饭时才能和家人聊聊天，然后趁着天亮赶回灯塔。“天黑之前陪伴家人”已经成了他的生活规律。

“要是灯不亮，船舶航程不好，我们就麻烦大。”这是当灯守员时，王光民常说的一句话。年9月26日凌晨，台风“达维”登陆海南，台风登陆的前一晚，已经不再是灯守员的王光民在家坐不住了，顶着大风赶到灯塔，领着儿子王健加固灯笼门窗，检查线路，还要求他每隔1小时就爬上摇晃灯塔查看一次。

台风过后，在罕见的全岛停电数天的时间里，每天晚上父子二人都在灯房里守着，1小时查看一次灯塔，晚上基本没合眼。几天过去，全岛恢复生产，王光民带着王健登上塔顶。望着晚霞余光下南来北往的船只和父亲脸上露出的笑容，刚接手灯守员工作的王健开始懂得了其中的意义——正是灯守员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登塔、维护，才保证了过往船舶的安全行驶。

现在，每当风雨来临之前，王健都会带着工具爬上灯塔，加固灯塔的零件，有时彻夜未眠地观察着灯塔的情况。已经年近八十的王光民时常向王健打听，最近灯塔是否一切正常，偶尔还会到灯塔指导王健工作。“在黑暗中漫无边际的大海上，灯塔就是船舶的航标，如果灯塔不亮，哪怕是几秒的时间，船舶都会失去方向，所以我得护好它。”王健说道。

讲述灯塔历史，守护海上航程

图为王健（左二）参加支部学习。何方清摄

“临高灯塔始建于年，它见证了解放军战士的英勇奋战及海南的解放，见证了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是世界百座文物灯塔之一，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临高灯塔党性锤炼基地就坐落在灯塔旁。年5月起，王健还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临高灯塔党性锤炼基地讲解员。

以红色爱国主义和蓝色海洋文化为根基的党性锤炼基地，每年要培训若干前来参加锤炼的广大党员。作为讲解员的王健总是认真地向大家讲述灯塔历史和老一辈蓝色铁军守塔故事、讲解海洋文化、科普航标知识。“开始的时候，一下面对那么多人很紧张，毕竟每天的工作都见不到别人，讲得多了才慢慢好起来。”现在，王健已经能比较从容地讲解，还会每天给自己学习充电。

“我想接好父亲的班，虽然守塔人的工作很单调，但是时间久了就慢慢有感情了。如果现在叫我不守灯塔了，我会很舍不得。”和灯塔的朝夕相伴让王健已经把灯塔当成了家，灯塔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说，一想到自己守护的是一座充满历史意义的灯塔，想着这片海域的大小船只在夜里都要靠着这座灯塔才能找到航行的方向，就好像自己不仅在守灯塔，也在守护着这片大海，为船舶保驾护航。“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航标工，要在千千万万个日夜守护好航程。”

（工人日报记者时斓娜）

一个人的工作往往是孤独的，也是令人敬佩的——

一个人的邮路

山间的马路上、乡间的田埂地头上，一辆自行车，两个挎包，多户用邮村民的邮路上，27个寒来暑往，总能看到一抹独自前行的邮政绿，这抹绿满载的是沿河城地区父老乡亲们的期待。

每天往返25公里山路，服务4个村、15个投递点，累计翻山越岭25万公里，坚持这份工作长达27年，他就是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城地区唯一的乡邮员——王怀敬。

推着自行车在飞沙中走

在沿河城村里的一个高坡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平房，墙上写着“邮局”两个字，实际是个邮政所。这里只有王怀敬一个职工。1年邮政企业机构改革，沿河城邮政所与斋堂支局合并，但是为了这里的村民用邮，投递员王怀敬自愿留了下来，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邮政所。

王怀敬是土生土长的沿河城人，年来到沿河城邮政所工作，主要负责投递工作。沿河城扼守几道山口水口，古称“三岔村”，因位于火车站、向阳口、龙门口三条道路的交汇处而得名。王怀敬每天投递的15个点分布在这不同方向的三个“岔”上，路很不好走。在投递路上，遇到车链子断裂或车轮爆胎是常事，那时他付出的辛苦要比平时多几倍，这些年来，被王怀敬骑坏的自行车有十多辆。

山路、土路、石子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每次出班都是连骑带推，每到寒冬腊月，河岸更是狂风大作，行走都变得特别困难，王怀敬只能推着自行车在飞沙中前行。“有时候逆着风走，感觉自行车都推不住了，迎着风走感觉呼气都喘不过来。”王怀敬在对《工人日报》记者回忆往昔的困难时，仍能清晰地记得那窒息的感觉。

有时，途中还会遇到危险。有一次，为了避让对面来的汽车，王怀敬重重地摔倒在地，当时起来觉得没事儿，推着车继续走。到村里后，村民看到他的裤子上有血，他才知道擦破了腿。“路上陡坡多，在邮件多、包裹重的时候，能骑就骑一阵子，不能骑就推着走。”在一个人的邮路上，王怀敬饿了就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自带的清泉水。27年山路上风吹日晒，令他的皮肤黝黑，与同龄人相比显得苍老了许多。

“咱村出大学生了”

尽管邮局里只剩下王怀敬一位员工，但是他依然每天按时按量完成自己的工作。邮政支局的办公地点在沿河城村里，王怀敬每天照例简单打扫卫生后，就开始分拣记录邮件的工作，等待着邮政车的到来。

晌午过后，斋堂邮局的邮政车准点来到，接过新来的邮件后，王怀敬迅速进行清点分发。每一次投递信件之前，他都会拿出工具细心检查车子的情况，然后再把信件、包裹、报刊一起装到邮包里，捆绑结实后，开始骑车出发。报纸一天是40多份，包裹最少时是五个，多的时候有十来个。

到了中、高考季节，王怀敬每天都特别留意邮件中有没有录取通知书。有一次他发现邮件里有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龙门口；一份是向阳口。通往龙门口的邮路是整段的上坡土路，行走困难，而两地又在相反的方向，来回就要走16公里的路，按说第二天送去也不误事，但是他考虑到学子和家人一定在焦急等待，决定当天就把喜讯送过去。

晚上，正在屋外纳凉的村民又瞧见了王怀敬，就问：“怀敬你咋又来了？”王怀敬兴奋地说：“咱村里出大学生了！”他用袖口擦了一把汗，然后从怀里拿出了一封录取通知书。喜讯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庄，考生家长更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全家沉浸在喜悦之中，甚至都忘了道声谢谢。

王怀敬顾不得多停留，他还得赶到另一个村去，那里还有一个考生在等着。两份通知书送完后，已经夜幕降临，一天跑了两天的路，回到邮局他发现，附近的村民知道他还没吃饭，送来了晚饭。

“搭把手”“顺便”成了习惯

27年如一日，王怀敬把村民们的信件、包裹在第一时间送到，收获了村民们的真诚信任，天长日久，大家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村里一些和王怀敬不搭边的事需要帮忙，他也总是来者不拒。有的村子，老人们出行不便，药品、种子、生活用品等一时买不着，就托他代买。王怀敬每次都悉心办好交到村民手上，有时他也买不着，就再托人买。

“搭把手”“顺便”成了习惯。他的电话号码就像是个“服务号”，谁家有事需要帮忙，打个电话就行。王怀敬常说，“人家找咱帮忙，是信得过咱，干好工作是份内的事；但工作以外的事是乡亲们的情分，这两样一个都不能少。”

一次，沿河城火车站有一群民工，想把刚发的工资寄回老家，可往返邮局一耽误就是大半天工，于是大家想托王师傅代办，王怀敬也不出意料的就爽快答应了。当天，王怀敬揣着近6万元工资和一张明细单骑车赶回邮局，逐一算好邮资开出汇款单后，又马不停蹄地把50多份回执送回火车站。

今年为了应对疫情，王怀敬正月初三就返回工作岗位，连续几个月都没下过山。除了做好本职邮政工作，他还担任了志愿者，在沿河城村口义务站岗，执勤、抬杆、填表，他干起来驾轻就熟，“也不耽误工作，我能做点是点。”

如今，这位沿河城里惟一的邮递员已经56岁了，谈到未来，“只要我在这里干一天，就站好一天岗。”王怀敬说。

（来源：工人日报记者甘皙）

照亮个孩子的烛光

年9月1日，农加贵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他的到来，云南省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村民让孩子们读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农加贵“逆行”之前，落松地村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这里是当时远近闻名的麻风村，是让当地人都望而却步的“禁区”。

农加贵不仅来了，并且一直没走。这位乡村教师已经在落松地小学整整工作了34年，照亮了位孩子走出大山的路。

在云南省发布的“云南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名单”上，农加贵赫然在列。

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从铸铁锅里铲出来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

在年的广南县农村，置办这桌丰盛的菜肴很是破费，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面容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筷，他要等农加贵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如此，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喝酒。

“我不敢吃菜，怕被传染，觉得酒里含酒精，可以消毒，更想喝醉了，就不用吃菜了。”时隔28年，农加贵说起那年夏天的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

究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当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了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最高的分，最低的分。这是农加贵教的第一批毕业生，10个孩子全部超过分的录取线顺利升入初中。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整整35年了，这是建村以来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于是便有了这顿农加贵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也是这顿晚餐，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农加贵之间的心篱，村民获得了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也赢得了村民的好感。

年5月，因为学生们报考中学时需要填写家庭住址，农加贵想，总不能写“麻风村”吧，得给村子起个名字。

“村里种花生，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村名就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农加贵向村长建议。

村长同意了，村子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而在此之前，落松地村一直被叫作“那边那个村”。

去“那边那个村”教书

“我不去！”

年8月的一天，听到叔叔农春盛说的教书地点在“那边那个村”，当时19岁的农加贵斩钉截铁地拒绝。

在当地，只要说“那边那个村”，谁都知道是哪个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边那个村”，是年设立的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的新建村，当时有56户、多人，其中，麻风病患者有80余人。

村民的孩子逐渐增多，慢慢长大，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但外村学校不收，本村办学又没人敢来当老师，村民十分着急。

农加贵回忆说，“村里之前请了一位老师，结果临来那天变卦了，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就托叔叔帮忙找老师，叔叔就想到了刚从高二辍学回家的我。”

农加贵的叔叔农春盛在距离落松地村几公里外的下坝村小学教书，和皮肤病防治站里的医生农炳康是朋友。

“别怕，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为了说服农加贵，农炳康反反复复给他做工作，“学校不在麻风村，在皮肤病防治站，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你和我们3个医生一起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

最终，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当时，多位村民里，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村民们的“好”消散了恐惧

年9月1日，开学日。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12岁，小的五六岁。这些学生的家长中不少人患有麻风病。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用酒精擦了手，还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的心跳在加速。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感减弱了一些，但还是怕。”

恐惧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原因之一就是村民们对他的那种“好”。

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额外补助，一直到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每次钱都是用纱布包着，而且都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2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此外，村民给他划了半亩稻田种水稻、1.5亩山地种玉米，还喂养鸡鸭给他改善生活，田地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孩子们心中的完美老师

从青春小伙到霜染两鬓，农加贵已经在落松地小学工作了34年。他最忧心的是，再过几年，自己一旦退休，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他的担忧其来有自。

村长告诉农加贵，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请教师，但多年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所学校任教。

“我到中心校开会，从来不敢说我是落松地来的。”农加贵说，“有的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开会不和我坐一条凳子，吃饭更要远离我，甚至不和我说话。”这种时候，他更能体会村民心中的苦和痛。

在专业人士看来，也许农加贵的教学水准并不高，但他尽力了。

广南县教育局一位领导说，“他一个人每天同时教3个班，还有学前班，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动静搭配，10分钟在这个班上课，10分钟又要到另外一个班上课，他必须随时保持运动的状态。”

农加贵一个人要教3个年级的3个班，就算只上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和科学这几门课，他一周就要上70多节课，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

“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音乐我就没办法了。”

不过，在学生心中，农加贵很完美。

“下雨的时候，学校前面的小河涨水过不去，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农加贵的学生小琏回忆道。

走进农加贵距学校约8公里、位于那秧村的家，贫穷倒也谈不上，但绝对不富裕，可农加贵却把在年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教师后奖励的10万元全部捐给了县教育发展协会，用于奖励长期在边远山村教书的困难老师和成绩突出却因家庭困难读不起书的优秀学生。

问及此事，农加贵憨厚地笑笑，“我接受过别人的资助，也要资助别人。”

（来源：工人日报记者陈昌云）

本期编辑：甘皙程莉莉